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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的惩罚:月销27万的HIV试纸评论区隐藏年轻人对性的后悔

  以前看到“比恐惧更可怕的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时,还不是很理解,认为是一句很空洞的大道理。

  但最近有不少朋友私信DrX关于艾滋病的问题,问题大同小异,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我有没有得艾滋病?

  本着医生职业的好奇去某宝上搜“HIV试纸”,看完评论才发现当代年轻人的艾滋恐惧,比艾滋病更可怕的是恐艾。

  推测,也能知道这些人大多是最近有高危X行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完事后很担心,但又不好意思去疾控中心或医院检测,所以才从网上买了试纸检测。

  其实任何人对于艾滋病的恐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恐艾得不到缓解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危害。

  曾经一部《恐惧艾滋病的人》的视频将四川乐山疾控中心的陈晓宇冲上热搜,视频播出当天,他就收到2000多条关于艾滋病的咨询。

  陈晓宇的另一个身份是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医生,拥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据他估计,中国恐艾人群约有180万,比患病人群还要多。

  恐艾是一种病,对艾滋病有着超乎寻常的恐惧,恐惧程度甚至大于艾滋病患者,典型症状就是抑郁、强迫、疑心等。

  视频中陈晓宇介绍了一个症状最严重的恐艾患者,6年没有下楼,以至于觉得外面空气都有病毒、和他人说话也会被感染,这个患者还是个海归博士。

  这位博士刚从国外回来,就被老同学拉去娱乐场所狂欢,一觉醒来担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

  一开始只是不敢再去娱乐场所,后来发展成不敢去医院,到最后他拒绝社交、工作,长达6年之久。

  可能是因为一次高危性行为,可能是因为一次被意外划伤,还可能是意外醉酒后的焦虑……

  “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一句疑问涌上心头,这种恐惧可以被无限放大,接着疯狂的搜索关于艾滋病的一切相关知识。

  但是,半真半假的网络信息并不能消除恐惧,在医生的建议下,只有一小部分人敢去疾控中心或医院检查,大部分人还是从网上买了试纸。

  问题又来了,有些人可能会从网络或医生口中得知某某试纸的准确性不是100%,每周都检测一次也不一定能消除疑问。

  反反复复的恐艾会持续很长时间,最终鼓起勇气去医院检查,恐艾才有可能被消除。

  即使检查后证实没有患病,部分恐艾患者还会在“有没有感染艾滋病”这个死循环内重复。

  有时还会去网上搜搜关于艾滋病的信息,有了前车之鉴,会更害怕一些看似是“高危”的行为或物体,比如接触棉签、针头,甚至是医院的门把手。

  轻度的恐艾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焦虑感,有助于及时发现并阻断艾滋病。但是重度恐艾就需要心理干预,如果觉得自己心理不舒服,一定要去找心理医生治疗!

  剑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加拿大谢布鲁克大学流行病学家雅克·帕品教授的论著《艾滋病的起源》(修订版),帕品教授提出,艾滋病的“零号病人”是1916年被困喀麦隆的一名饥饿的一战士兵,他在猎食黑猩猩时染病。

  据报道,雅克·帕品(Jacques Pepin)从上世纪80年代在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全科医生开始,几十年来一直试图确认艾滋病病毒(HIV)的来源。

  在2011年出版的《艾滋病的起源》(Origin of AIDS)一书的第一版中,帕品博士认为HIV很可能在20世纪初感染了喀麦隆的一个猎人,然后传播到莱奥波德维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金沙萨。

  现在,这个被割伤的猎人假说的修订版已经公布,其中指出最初的零号病人并不是当地的猎人,而是1916年被困在喀麦隆莫隆杜镇(Moloundou)周围的偏远森林中、被迫猎杀黑猩猩作为食物的饥饿一战士兵,这就产生了被割伤的士兵理论。

  帕品教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非洲有许多殖民地,英国、比利时和法国士兵从五个方向联合进攻这些殖民地,其中之一就是喀麦隆。

  1600名士兵从莱奥波德维尔出发,沿着刚果河及其支流桑格河冒险而上,然后徒步到达喀麦隆的最终目的地。这条路把他们带到了偏远的莫隆杜镇,此前的研究推测这里是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地点。

  士兵们在那里驻扎了三四个月后才继续前进。当他们在那里时,主要的问题不是来自敌人的子弹,而是饥饿。由于这些士兵以屠城和强奸妇女而臭名昭著,当他们到来时,当地人纷纷逃离。

  士兵们很快就没有了食物,只能依靠从布拉柴维尔和莱奥波德维尔的河流运来的物资。后勤问题导致了大规模的饥饿,迫使士兵们冒险进入森林,猎取任何可以吃的动物。

  “我的假设是,其中一名士兵在森林里打猎时被感染了。一只黑猩猩被杀死了,在切割动物带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伤口,感染了病毒。”帕品教授说。

  这名士兵在战争结束后,一路回到了莱奥波德维尔,很可能在莱奥波德维尔本身就开始了第一例传播。

  他估计,1916年的这一例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导致50年代初约有500人感染。当时的传播主要是由医院重复使用脏针头推动的,这是资源短缺和消毒能力有限的结果。

  1960年,刚果摆脱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束缚,引发了大量难民和移民涌入该市。

  20世纪初,莱奥波德维尔的人口约为1.4万,而现在,金沙萨人口已达1400万,一个世纪内增加了1000倍。这个新命名的城市被证明是滋生艾滋病病毒的最佳场所,贫困导致的卖淫使得病毒在城市人口中迅速传播。

  帕品教授表示,莱奥波德维尔这个中心在HIV的全球传播中不可或缺。他说,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比属刚果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病例。

  一位在国家独立后来到该国的海地技术助理在这个地区感染了病毒,并最终将病毒带回家。

  据悉,艾滋病已经夺去了3300多万人的生命,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至今无法找到疫苗。

  目前,防止病毒传播和压制症状的药物在许多国家都很容易获得,但2019年有17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泰迪熊儿童虐待诊疗中心由罗娜洛娜·杰克琳医生在约翰内斯堡创建,是专门为受虐待的儿童提供法医检查、评估、咨询、心理测试等治疗和支持的非营利组织。

  泰迪熊诊疗中心局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中部的一座简陋的居民楼里。一如它可爱的名字,这里有很多玩具。只是,这些玩具并没有被善待,塑料玩具在狭窄的屋子里被胡乱丢弃,绒布玩偶的头发被扯掉。

  摄影师玛丽埃拉·富勒(Mariella Furrer)在这里拍下一个小女孩的背影,她耷拉着手拖着一个布偶,走过狭窄的走廊。照片只有黑白灰的颜色,走廊在颤抖中有些模糊,显得压抑甚至恐怖。

  泰迪熊诊疗中心全称是泰迪熊受虐儿童诊疗中心(The Teddy Bear Clinic for Abused Children),是专门为遭受虐待尤其是的儿童提供治疗和支持的非营利组织。这里的孩子们会无缘无故地乱摔玩具、互相攻击,一些孩子用指甲抠自己的皮肤,直到鲜血流出都意识不到疼痛。

  2002年,富勒被一家美国妇女杂志邀请,拍摄南非婴儿遭受强奸的照片。在南非东南部的小镇普斯通(Port Shepstone),富勒看到许多儿童甚至婴儿遭到无情的,他们身体残破,心灵涣散。

  南非是强奸大国。南非警察署的2019年年度犯罪报告显示,2019年共发生5万3293起强奸案件。报告指出,可能每9起性侵案件,只有一起会向警方报案。瑞士银行的《南非儿童虐待、暴力、忽视研究报告》更是显示,在南非,每5个未成年人就有1个报告自己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侵。南非的一些迷信观点认为,和婴儿或处子发生性关系,可以治愈艾滋病,这让儿童面临更多的性侵风险。

  富勒震惊于受害的儿童之多。她五岁时也曾遭到陌生人的。在那之后,游泳时都会穿一件肥大的T恤遮住身体。她知道,哪怕几分钟的,也会给儿童带来终身的影响。于是她决定继续深入。从那次约稿开始,富勒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追踪。她与南非的儿童保护组织和警察合作,用相机探索和记录下南非一例又一例触目惊心的儿童。

  为了保护儿童的隐私,富勒决定不暴露儿童的正脸。她采访儿童时期被过的成年人、警察、律师,拍摄儿童的背影、伤疤和生活痕迹。所有的照片都被处理成黑白色的。尽管没有最能传递情感的面部表情,但灰暗影像背后真实的恐怖、痛苦和堕落,依然震撼人心。

  苏珊娜(Susanna)八岁时就开始参加撒旦活动,她被、甚至。由于极端的经历和创伤,苏珊娜患上了解离性身份障碍,生成了200多个身份来应对创伤。因为很多身份都是自残者,所以苏珊娜经常伤痕累累。

  同样是在8岁,维纳斯(Venus)先被刺伤心脏和肺部,然后被强奸。行凶者还掐晕她,把她丢在路边等死。做出这些残忍行为的是他家的一个朋友。维纳斯在灌木丛中藏了一夜。她因为被扼伤不能呼救。早上,她挣扎着来到路边,然后被邻居发现,终于被送到了医院。

  迪伦(Dylan)从很小的时候就遭到了两名男老师的。他因此自我怀疑、自我谴责、自我厌弃。之后,他逐渐开始吸毒,成为男妓。他流落街头,时而偷窃,成为监狱的熟客。偶尔他能找到一份工作,甚至还结过一次婚,但好景从未长久。2008年,他又被捕入狱,面临很长的刑期。被捕当天,他在监狱自缢身亡。

  富勒也会关注性侵他人的儿童。拍摄的主要场所之一泰迪熊诊疗中心除了为受虐待儿童提供法医检查、评估、咨询和心理测试,还参与执行儿童陋习反应支持程序(Support Program for Abuse Reactive Children)。这套程序旨在改造未成年的强奸犯,防止他们进行进一步的犯罪行为。在一系列课程中,他们会学习克制冲动。老师还会要求他们复现自己犯罪的过程,代入受害者的角度,感受对方的痛苦。

  2013年11月,富勒把十年的追踪成果——600多张直戳人心的照片汇编成《我的一小片天空》(MY PIECE OF SKY),通过筹款自费出版。

  因为这项沉重的工作,富勒获得了许多荣誉。2003年,她获得瑞典哈苏基金会的资助,并入选人类学奖。此后又陆续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年度摄影师奖、圣菲摄影奖提名、大赦国际媒体奖等奖项。

  但富勒说,每次接触这些照片,都会唤起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抗抑郁药已经陪伴了她8年。

  富勒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强调,虽然《我的一小片天空》记录的儿童发生在南非, 但这个议题绝不仅止于此。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更广泛的关注。

  〓 2002年11月,泰迪熊儿童虐待诊疗中心的创始人洛娜·杰克琳医生在为一名遭受性侵的两岁半女童检查身体。女童被和家人同住的男子侵犯。女童的母亲发现女儿会模仿性行为的动作,还表现得很兴奋,由此意识到问题。躺下检查身体时,女童像被该男子训练过那样,自然地叉开了双腿。洛娜检查发现女孩被手指或者阴茎的尖端插入过。

  〓 2003年11月,3岁的女童邦吉儿·莫可娜被强奸然后杀害。在她的葬礼上,非洲国民代表大会妇女联盟的成员们分发传单,传单上印着“停止奸杀我们的儿童”。

  〓 2012年,比勒陀利亚(Pretoria)地方法院外,民众在游行。当时即将出庭接受谋杀指控的是安德鲁·乔丹(Andrew Jordaan),他此前猥亵并勒死了7岁女孩谢尔登(Sheldean),然后抛尸水沟。

  〓 2004年11月,约翰内斯堡街头的新闻头条:男童从儿童性交易网络中获救。

  〓 13岁的詹妮弗(Jennifer)坐在警车上。她在德班(Durban)被绑架,然后被带到约翰内斯堡出卖身体。詹妮弗说,她还没有开始“工作”,但是皮条客和另一个男人把她灌醉然后强奸了她。在警察的夜间突袭营救中,詹妮弗获救。

  〓 警察怀疑德班一栋大楼里藏有被强迫卖淫的儿童。所有房客被控制,坐在墙角,双手抱头。特别工作组搜查了整栋建筑,发现两名少女被反锁在装有坚固钢门的房间里。她们不愿意说话,随后被送往警察儿童保护中心。

  〓 在突袭希尔布罗(Hillbrow)一所被多次举报有儿童事件发生的大楼前,警察认真听取指示。突袭行动和社会服务一同进行。大楼内的所有儿童都被检查是否有被忽视和虐待的迹象,其中一些儿童被社会服务机构容留,因为如果他们继续被留在该大楼,很有可能遭受性侵。

  〓 警察儿童保护中心的西奥·斯汀(Theo Steyn)在和一位母亲交谈,她11岁的儿子承认性侵了自己8岁的侄女。这个男孩已经被送去接受针对未成年性侵犯改造计划的改造。

  〓 泰迪熊诊疗中心内,一群未成年的性犯罪者正在参与儿童陋习反应支持程序(Support Program for Abuse Reactive Children)。这套程序旨在改造未成年强奸犯,教授他们恰当的性行为,防止他们进行进一步的犯罪行为。